柴继军：繁峙矿难报道十年断想

2002年6月27日，遇难者家属摆脱跟踪，接受记者采访，讲述矿难真相。柴继军摄

遇难者家属伍贤明在这家医院没有找到自己的丈夫田正兵，悲痛欲绝。柴继军摄

　　伍贤明在这家医院没有找到自己的丈夫田正兵，悲痛欲绝。当她再次看见记者时，脚一软跪在我面前痛哭不已。华商报 邓小卫摄

时任繁峙县县长王彦平面临巨大压力下的一个瞬间。柴继军摄

　　发生于2002年的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6·22”特大爆炸案共造成38名矿工死亡。据悉，“6·22”特大爆炸案所涉及当地国家工作人员达21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8人，给予党政纪处分的13人。10名处级干部中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者3人，开除党籍者1人，留党察看者1人，撤销党内职务者3人，严重警告者2人。

　　中青报记者以扎实而无可辩驳的证据，揭露出矿难中大量死亡38人，而只上报二人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从而使事故真相最终得以大白于天下。新浪传媒回访原中国青年报记者柴继军，以下为记者手记：

　　繁峙矿难报道十年断想

　　柴继军

　　繁峙矿难发生已经整整十年了，时间已经模糊了很多的记忆。我当时的同事刘畅一年后在《新闻战线》杂志发表了《揭露繁峙矿难真相的日日夜夜》，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我们整个采访过程。事后，我在我的《图片报道——网络时代新闻摄影的实践》一书中也谈及此次报道的一些细节。重温这些文字，当时的几个瞬间依然历历在目。

　　2002年6月22日15时，山西省繁峙县发生一起特大金矿爆炸事故。当时，繁峙县政府报告说“死两人，伤四人”。直到6月25日才有举报人通过电话向中国青年报举报此次矿难瞒报了死亡人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最惊心动魄其实就是6月26日至28日前三天的采访经历。

　　当我们抵达繁峙一入驻宾馆后，一名好心的服务业善意提醒我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但你们一来，就有人盯梢，一夜都没离开，你们千万要小心啊。”两名“神秘人物”已经对我们进行24小时“监控”。

　　一张无形的黑色大网笼罩在繁峙。

　　矿难幸存者以及部分遇难者家属一开始就被矿主集中控制在一家汽车旅馆内集中“管理”，如接受“不接收遗体、五万元赔偿”的条件，即可付钱走人。一些来自陕西的遇难者家属坚持必须看到遗体，拒绝矿主的要求，并冒着危险与我们取得联系。他们摆脱跟踪后在一家路边小店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窗外，不停有人影晃动。突然，一个目光凶残、满脸横肉的人，在窗外走了一个来回，并向窗内张望。这时，我注意到，接受采访的家属、矿工们脸色大变。摄影记者柴继军将数码相机藏到身后，我也将微型录音机藏在床下，以应对随时发生的不测。”刘畅在事后文章中描述了这一场景，我对那张窗外的脸至今记忆深刻。就这样，我们不断转移，与与遇难者家属秘密会面。直到27日深夜，遇难者家属在路边向我们提供了一份由他们自己统计的29人的遇难者名单。此时，透过车窗，他们悲苦而无助的眼神，充满了多对正义、真相的渴望，很深很深地印在我们心里。

　　在新闻现场，摄影记者会更加关注和观察新闻现场的新闻人物，只有活生生的人才能展现新闻的生命。在这次报道中，有两个人定格在我的瞬间影像中。

　　30岁的伍贤明在这次矿难中永远地失去了丈夫，从采访的第一天我就关注到这个沉默的女人，她随身带着和丈夫的结婚证，执着地要求见到丈夫的遗体。6月30日，遇难矿工遗体被当地公安机关找到，残忍的矿主竟然焚尸掩埋。直到7月3日，也就是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爆炸事故发生11天后，遇难者家属才被允许辨认亲人的遗体。我摆脱了当地政府的重重阻挠，在一家医院找到了正在寻找丈夫遗体的伍贤明。由于正值夏季，遗体被抛弃野外时间过长，遇难矿工遗体大多无法辨认。伍贤明在这家医院没有找到自己的丈夫田正兵，悲痛欲绝。当她再次看见我时，脚一软跪在我面前痛哭不已。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新闻记者肩上的一份责任，惩恶扬善、揭示真相。

　　随着采访的深入，一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为何能脱离政府部门监督得以层层隐瞒，繁峙县县长王彦平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在不同的场合，王彦平和我们交流总是欲言又止。在矿难的现场，通过观察我发现王彦平一直忧心忡忡，面对记者的镜头总是刻意躲闪。我在现场抓拍到他面临巨大压力下的一个瞬间。一年后，经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王彦平因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后来，据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张图片见报发表后，照片在全县引起巨大轰动，大家都说王县长早晚会被“关”进笼子。不幸言中。

　　繁峙矿难报道之所以在当年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现在回头看来，有其较为深刻的历史背景。根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中国矿难死亡人数为6955人，是近十年来最高的一年。在这些矿难背后，是松懈的安全监管以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永无止境的对煤炭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一旦发生矿难，监管部门会采取巨额罚款和地区性采矿业全面停产整顿等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煤矿主出于减少经济损失的目的，会隐瞒矿难事故。繁峙矿难就是一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一起恶劣的瞒报重大矿难。煤矿主与政府官员同流合污，把一起重大事故瞒报为一起普通事故(是指形成三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黑心矿主毁尸灭迹用金钱与受害者家属达成协议，而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当地相关领导的“授意”下，选择或参与策划瞒报，组织所谓的调查组搞假调查、写假报告，贿赂媒体、封锁消息。所以一经媒体揭露，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也不足为怪了。

　　另一方面，在时隔繁峙矿难发生一年后，2003年9月，新华社公布了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6·22”特大爆炸事故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送的现金、金元宝。并罕见地公布受贿记者名单：新华社驻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山西法制报》的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生活晨报》的魏停、樊武杰、郭龙。11名涉案记者受贿金额合计7.46万元人民币。后来，我们才知道早在我们抵达新闻现场前，这11名记者早就第一时间抵达繁峙采访，遗憾的是他们接受了当地官员以及矿主的贿赂后放弃了采访。直到6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惨剧真相扑朔迷离———聚焦山西繁峙金矿爆炸案》后，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才在总社领导的催促下重返现场。当然，我们也在现场“并肩作战”，不知道他们那时候心里的滋味是啥样？

　　一时间“记者受贿”、“金元宝”等这些令人刺激的字眼再次将繁峙矿难推向舆论的焦点。如此大面积的记者集体受贿是建国以来所罕见，新闻媒体也是第一次罕见自曝家丑，中国社会全面反思新闻职业道德、有偿新闻以及媒体腐败等话题。这些都是是我们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2003年10月21日，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揭晓，我们采写的山西繁峙矿难系列报道，荣获了一等奖。按照常规，类似的舆论监督的批评报道很难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但是那年获此殊荣，我想，这既是中国新闻界希望传递给公众的一个讯息，也是中国社会对新闻记者的一种期许。

　　繁峙矿难已经过去十年了，矿难在这十年间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至今仍然是媒体的关注热点，人们似乎已经对频繁发生的矿难麻木了。不过，我们也应看到，随着综合治理的加强，从2002年至2011年间，煤矿事故总起数和绝对死亡人数逐年下降，如今已连续降9年。2011年全年死亡人数已经降至2000人以内。

　　而有偿新闻、媒体腐败屡禁不止，至今仍然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毒瘤。2008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5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9个月至1年的有期徒刑。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5名涉案人员已被列入新闻采编人员不良从业记录名单，终身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现在，这个毒瘤不断变换花样，封口费、负面新闻敲诈勒索以及网络删帖等等。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如何从体制上根本杜绝有偿新闻、媒体腐败仍然需要有责任的媒体人反思和探索。

　　大学毕业后有幸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中青报有着优良的新闻传统，重大新闻事件独立发声、鼓励记者进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强调“人文关怀”的报道视角，重视新闻图片以及摄影专题报道，这些都使我受益非浅。繁峙矿难是我仅有的十年新闻生涯中惟一的一次深度调查性报道。刘畅扎实的采访作风，后方编辑精心组织对此次报道的成功打下重要基础。对我个人而言，我经受了一次新闻专业主义的洗礼，也实现了自我的新闻职业理想。

　　通过这次采访，使我更加深刻认识到现实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矿难发生后，政府监管部门关闭了当地所有的非法和合法的金矿，上千名民工被遣返回家，他们对我说，“今年下半年很难在找到工作了，家里老人孩子还等着钱呢，死几个人却让我们几千人失业”。中国区域发展的巨大鸿沟，转型期社会的阵痛，历史面前个人的渺小。这些东西更为深刻地影响着我。

　　新闻记者作为一个时代的瞭望者，不能仅仅只看到单纬度的真相，更要全面、客观地观察社会，将碎片信息组织起来，尽全力展现给公众一个全面、不偏颇的真相。而在中国做新闻记者、尤其是新闻摄影记者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幸运的，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历史每天都在你眼前发生”，这是时代给予我们中国记者、摄影记者最宝贵的财富！

　　由于个人创业的缘故，我2006年正式离开《中国青年报》，当我把记者证交出的一瞬，我才体会到它的份量。我相信我仍然深爱这份职业，并永远被她的职业理想所召唤。

　　2012年9月25日于北京